主，他们也在采取措施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

    比如福特为工人提供的高工资，美国政府颁发的反垄断法案，当前美国实施的战时物资供应模式和试图对资本家增收战时附加税的呼声，这些政策无一不是在调节国内的阶级矛盾，并遏制资本和工人的组织。

    从某些政策上来看，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正在用一些社会主义的调控方式来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尚且不忌惮用社会主义的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却对使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感到不适应呢？我认为这种情绪对于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

    虽然吴川召开这场会议的目的是同各位中央委员们讨论关于党的未来道路问题，但是在会议深入进行研讨之后，这场会议最终还是变成了吴川个人的演讲会。

    倒不是说吴川有意如此，而是这个时代的人对于知识和世界讯息接收的速度，实在是难以同穿越者相比较的。就好像6、70年代的中国人通过广播来了解国内外的新闻；8、90年代的中国人通过电视和大量的报纸杂志来了解世界；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从互联网上去认识世界。

    这种知识和信息量的吸收，使得各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相当不同的。基本是21世纪的小学生，就知识的广博上来说，都是要超过70年代的高中生的。并不是说21世纪的中国人比19世纪的中国人更聪明，而是他们的见识要远远超过了古人。

    因此，虽然宋云桐、朱和中等人都是这个时代少有的聪慧之士，能够在共和党内脱颖而出并主持某一方面到1915年的委员们，至少都不是蠢人。但是他们和吴川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局限于自己的认知，最终都只能听着吴川侃侃而谈。

    这样的会议开久之后，大多数委员们也就习惯了听从于吴川的演讲，如果不是吴川极力要求每次会议上各人都应当发表自己的意见，党内的大多数会议上就要在事实上形成吴川的一言堂了。

    对于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斯维尔德洛夫在心里也是微微叹了口气，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会议上，他并不是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比如列宁同志和托洛斯基在会上发表演说时，同样也是这样的鸦雀无声。

    但是，即便是列宁和托洛斯基在党内也不是不被人质疑的，可是在共和党内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声音。归根结底，从1911年革命爆发以来，吴川对于革命的每一步判断都被时间证明是正确的，那些曾经反对吴川的声音，不是在党内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被党内同志们自动边缘化了。1

    于是到了今日，共和党内能够和吴川并驾齐驱的中国党员几乎已经没有，也只有他们这些俄国老布尔什维克们，还能够在党内勉强同吴川辩论上几句，但是因为他们的身份问题，中国党员并不能全身心的信任他们。

    看到吴川在今日的会议上再次统一了中央委员们的思想，决定了党未来要走的道路，斯维尔德洛夫既感到喜悦，也不无感到担忧。

    虽然列宁同志所呼吁要建立的政党组织，是需要极为严格的铁的纪律，全党应当无条件的服从于中央的决定，但是布尔什维克们到底还是深入的研究过马克思思想，并信服共产主义的。但是共和党却并非如此，这个党组织虽然是按照列宁的主张所建立的，但是党员们大多信仰的吴川个人而不是共产主义。20